杨蓥莹研究员主讲中文系（珠海）前沿讲坛第十二讲

    2018年9月14日9：30—11：30在海滨红楼15号104会议室，中文系（珠海）迎来前沿讲坛第十二讲《恒河女人与杜拉斯：文字和影像背后的神话隐喻》。主讲人是杨蓥莹博士，现任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大学（INALCO）亚洲研究中心受邀研究员。她曾就读于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获文学学士学位，后又就读于法国巴黎第三大学（新索邦大学）比较文学学院，获文学硕士学位和文学博士学位。她曾先后执教于浙江大学外语学院和吉林大学文学院。已出版研究类专著4本，其中《Marguerite Duras et Eileen Chang: l’enfance, le roman familial, l’écriture féminine》一书于2018年由法国巴黎友丰出版社面向欧美市场出版发行。她还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创作过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等，已出版文字逾150万字。目前研究方向是现当代小说、精神分析、电影研究（中/外/少数民族）。本场讲座由中文系（珠海）系主任朱崇科教授主持。

    杨老师首先为我们介绍了杜拉斯一生徘徊在文字（小说）和影像（电影）这两个世界之间，极擅长文字游戏和运用隐喻性的符号。与此同时，印度支那一直是贯穿杜拉斯小说和电影的一块领地，例如《抵挡太平洋的堤坝》（1950）、《劳儿之劫》（1964）、《副领事》（1966）、《恒河女人》（1974）、《印度之歌》（1975）、《在荒凉的加尔各答有她威尼斯的名字》（1976）、《情人》（1984）、《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1991）等一系列作品。本场讲座便围绕印度支那系列作品，围绕童年时代杜拉斯在永隆遇到的两个重要女性（大使夫人安娜—玛丽•斯特雷特和一位恒河边流浪的女乞丐），从文字影像背后的神话隐喻的角度，进入杜拉斯的创作世界。
在解读安娜形象的神话隐喻之始，杨老师首先叙述了安娜神话构筑的原委。安娜形象的产生，始于年轻时代的杜拉斯与法国驻印度支那领事馆大使夫人的一次不成其为真正相遇的“相遇”。进入创作高峰期的杜拉斯将安娜塑造成一个结合厄洛斯（爱神）和塔纳托斯（死神）的致命女人。在介绍完安娜神话构筑的原委之后，杨老师转而对比《副领事》中安娜的象征性斩首与《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莎乐美之死。随后，她选取两组人物关系：安那和劳儿（Lol）（见《劳儿之劫》，此书亦译为《洛尔•V•斯坦的陶醉》），雅典娜和美杜莎，以便探讨劫持者与被劫持者的双重生命。最后，通过对比《副领事》中“脚肿的女乞丐”和希腊神话中 “脚肿的俄狄浦斯王”，对女乞丐形象的神话隐喻进行了解读。

    杨老师认为，无论是安娜还是女乞丐，在杜拉斯的笔下和镜头里，都拥有绝对自由，不属于任何人，甚至没有保留父亲的姓氏。男人们可以拥有她们的身体，却不能够占据或者操控她们的精神。更特别的是，她们同时也被自我所封闭，总有某一部分并不停留在她们的身体内，而遗失的那一部分就会以某种双重生命/“两生花”的形式存在。杜拉斯一直反思女性的生存条件，并将女性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通过疯狂来表现。这种疯狂并不带有痛苦，而是被诠释为一种完全的遗忘，故这种疯狂更确切的说是幸福。因为在杜拉斯眼中，疯狂和不疯狂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界线。杜拉斯笔下这些女性人物大多时刻保持沉默，而沉默也恰恰是对疯狂的回应，是一种沉默的呼喊。

    讲座的主体部分结束之后，朱崇科教授指出，杨蓥莹老师给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紧凑的讲座，她把杜拉斯的文字和影像精致地结合在一起，文本细读功夫到位；同时又巧妙地把法国理论界的前沿、精深思考（尤其是精神分析理论）与杜拉斯文本背后的神话隐喻分析结合在一起，充满了想象力和思辨性，可谓才华横溢。随后叶然博士、邓菀莛博士、马峰博士和中文系（珠海）的同学们纷纷发言，与杨老师展开热烈而亲切的探讨。探讨的主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杜拉斯如何看待精神分析学等理论，其次是杜拉斯如何看待东西方文化差异。杨老师认为，“傲娇”的杜拉斯并无有意使用任何理论，而是跟随自己的体验；此外，至少在文字和影像层面，杜拉斯更多地还是在描绘西方人物，而非东方人物。